《民诉法解释》出台前，学界对此问题仅有零星论述，并未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仓促之下出台的内容就过于模糊、原则，其具体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并不清晰。

其次，对于认识的部分，行为人是否预见了危险，可以通过事件的可预见程度以及行为人的预见能力这两方面进行判断。因此，这一可能性的分级理论并未成功，反而使故意与过失的认定标准更加模糊。

关于这一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多位现场目击证人证实，上诉人高宇得知被害人被其碾压于车下后曾下车查看，后不顾众人阻拦倒车再次碾压被害人逃离现场。[47]对于该案件，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扔石块故意伤害肖某某时误伤杜志家，系打击错误，虽然行为对象与预期不符，但侵犯的法益相同，即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健康权，都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范围之内，其行为同样构成故意伤害罪。此外，从归属论的角度考察打击错误问题的，参见柏浪涛：《打击错误与故意归责的实现》，《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2.故意的客观化是一种必然 既然故意是一个需要被评价的规范性概念，那么，故意就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实认定的层面，这一实体概念本身就必须被客观化。因此，并没有必要固守故意与过失的绝对区分，事实上也不可能划定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例如，在被作为教学案例而列举的桥墩案中，行为人所设想的因果流程是将被害人推入水中溺死，但实际发生的因果流程是被害人被桥墩撞死。作为实现意思的下位基准，可以考虑以下因素：认识事实的实现可能性的程度。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林森浩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会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并可导致死亡，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某饮用后中毒死亡。

[32]参见前注[2]，徐育安文。另外，案发当天，被告人布线时，现场确有他人在劳作出入，该现场紧邻329国道，属开放现场，被告人也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未设置警示装置，因此其主观上有放任的间接故意。与此相对，如果侵害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关系是不同的、间接的或者偶然的，与此相比，非意图杀人的理由就比较充分。[44]因此，根据笔者的观点，肯定张某与胡某构成共同犯罪并不存在障碍。

[10] （二）决定说在实务中的运用及其难题 德国学者Hassemer从故意犯受到比过失犯更重的处罚这一点出发认为，在故意的内涵中必须包含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因素，而只有将故意理解为一种决定，才能实现这一点。[28] 由此可见，普珀的核心观点在于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客观归属理论来理解主观故意的内容，因为根据责任原则，行为与故意必须同时存在，因此，当可以将某个构成要件结果归属于某个实行行为，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该行为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危险性时，就是有意支配了这一因果流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主观归属。

反之，如果认识的程度尚未达到盖然性，则只能评价为过失。间接故意作为故意的一种形态，已经获得普遍承认，与此同时，也开启了故意的客观化进程。根据笔者的观点，基于等置性原则的要求，成立不作为犯的前提是不作为的举止与作为的方式在对于法益的危险程度上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不作为犯同样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行行为，但这种实行行为表现为处于保证人地位的行为人支配既有的危险，并将其导向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该不作为者将导向结果的因果流程控制于自己掌中。[18]参见同上注，高桥则夫书，第180页以下。

然而，即使是否定间接故意概念的费尔巴哈，在故意的认定上，也不得不采用推定的方式，这本身足以表明费尔巴哈对于间接故意概念的批判以失败告终。从根源上来说，账号与数据信息是从事互联网交易行为的基础，但技术才是互联网犯罪的支撑，当通过恶意软件盗取账号与信息时，就从源头上扰乱了互联网秩序。结合该案的案情来看，被告人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并且被疾病防控中心工作人员告知了注意事项，因此，对于因性交而导致艾滋病毒传播给对方这一点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的盖然性。结合避免令人失望的举止这一规范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主要结果领域，行为人没有从意志和认识上避免结果的发生。

该案中，湖南籍男子张某、叶某、杨某等人在长沙成立某云工作室开发34款盗号软件，该软件由另一犯罪嫌疑人马某甲负责销售，约定销售获利五五分成。关于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判断，应当从包括行为人在内的社会一般人的视角出发，判断从行为人的行为导向构成要件结果是否具有相当性。

如果将故意仅仅作为一种责任要素，并将责任的本质理解为道义责任论，则在故意的认定上，必然会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认识的因素最多作为其辅助性的判断因素而已。尔后，詹桥既未积极寻救秦某某，又未呼救和报警，而是慌忙驾车逃离现场，致使秦某某因无人及时救助而溺水死亡。

在纠问式刑事诉讼模式之下，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成为刑讯的对象，刑讯成为一种合法的暴行。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将故意理解为积极追求某种结果发生的主观意志或态度的话，一方面，故意的成立范围将过于狭隘，另一方面，故意的认定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被告人可以轻易地否定自己不追求结果的发生。[26]Ingeborg Puppe, Der Vorstellungsinhalt des dolus eventualis, ZStW 103(1991)，S.1. [27]Ingeborg Puppe,Vorsatz und Zurechnung,1992,S.39. [28]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一方当事人若在即将败诉时转移涉诉标的，便可逃避实质性判断来避免败诉，对方当事人为胜诉不得不针对受让人进行再一次的诉讼准备，徒增诉累。但是，若该所有权涉诉并在诉讼中判定为他人所有，则该善意第三人享有所有权的状态和裁判效力间就产生了冲突。(一)当事人恒定的适用前提——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 1.债权债务 从债权的性质来看，债权基于人而设定，并具有相对性。

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获知涉诉标的的转让行为，法官不能不予理会，无论受让人知晓与否，只要受让人仍在诉讼外，即应依职权通知受让人诉讼系属，使受让人获知其已经作为被担当人的状态。传统民事诉讼中，发挥事前保障功能的有送达和法院追加当事人程序，然此两种程序在须以法院知悉转让事实为前提，受让人主观恶意时无法发挥作用。

若坚持当事人恒定的裁判效力扩张至善意第三人，则否定了善意取得制度所保护的信赖第三人利益，给私法行为设定限制，不利于保护自由交易，且司法解释的效力无法对抗《物权法》的规定，必然给司法适用带来混乱。但再审之诉为补充、特殊的救济方式，再审程序本身复杂而漫长，对受让人的权利保障并不充分。

这虽可避免简单驳回诉讼带来的弊端，但明显缺乏规范层面的支持，表现出强烈的任意性，是以牺牲民事诉讼特有的规范性、程序性为代价的。《民诉法解释》并未列举任何考量因素，是否允许承担诉讼完全归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此规定过于简单，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

其次，限制了当事人的权利。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救济程序主要有上诉、再审之诉与第三人撤销(异议)之诉。裁判的法律效力主要包括既判力、执行力、确定力与羁束力，只要符合当事人恒定的内容，裁判效力均应当做到扩张，其中又以既判力最为重要。后置性保障程序与一定的救济方式相对应。

[8]详见《德国民法典》第415条、《法国民法典》第1275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1条。如同撤诉一样，更换当事人是对诉的重大变更，必然影响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给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诉讼预期造成重大影响，人民法院居中裁判，无法反映被告的诉讼利益，遂应征求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诉讼担当分为法定诉讼担当与任意的诉讼担当。更为严重的结果是，原本受让人可以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共同诉讼人身份进入诉讼，在我国现阶段规范认识僵化，缺乏自主解释法律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却可能依《民诉法解释》第249条将其认定为第三人，限制其应有的诉讼权利，甚至可能成为助长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

前者赋予第三人及时排除不利益影响生成的机会，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提供特定的救济方式。实体当事人又称为正当当事人、适格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参与诉讼，本案审理方有意义。

[3]参见刘敏：《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恒定的适用》，《法商研究》2016年第5期，第118-124页。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其职权行使过于抽象，无法保障各级各地人民法院行使上的一致性。转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被追究瑕疵担保责任，防止受让人对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实为其留在诉讼中的原因。当事人恒定通过诉讼担当使转让人留在诉讼中，并通过提供相应的程序保障使裁判直接约束受让人。

从程序法角度观之，债具有相对性，债务的转让当然使当事人丧失适格地位，应适用当事人恒定。三是现代型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适格。

转让人从一而终行使诉讼实施权比由受让人亲自进行诉讼更有利于保持诉讼的稳定性，可避免相互矛盾的诉讼行为对已进行程序造成的冲击，且转让人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明显强于受让人，更有利于事实的查明。如此安排有诸多明显不妥之处，第一，影响了受让人诉讼担当的基础。

(二)仅以驳回形式结束诉讼过于简单 若当事人不适格，诉讼继续在原当事人之间进行丧失意义，大陆法系的传统处理方式比较简单，主要有两种做法。此做法将当事人适格作为诉讼要件，当事人若非所争议的权利义务主体，应解释为欠缺特别诉讼要件，此时诉不成立，不能进入实质审理，法院遂驳回起诉。